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偉大的愛國者曾憲梓

2019-09-22  巴陵丹丘生

    只要還活著,我對祖國的回報,就一天也不終斷。

    作者丨華商韜略出品人  畢亞軍

    華商韜略原創文章,轉載請聯系客服微信:hstlkf

    華商韜略·華商名人堂 ID:hstl8888

    圖片:網絡

    原全國人大常委、香港金利來集團創辦人曾憲梓于9月20日下午因病去世,享年85歲。

    生前接受華商韜略專訪時,曾憲梓講出的第一句就是:我是一個真正的窮苦人,一個被共產黨和新中國改變命運的人。

    相比商業成就而言,曾憲梓更為人所知,更令人敬仰的,也是他對國家至死不渝的赤誠和貢獻。正如金利來集團發出的訃告所形容,他是一位:

    偉大的愛國者。


    談到自己的童年、少年和青年,曾憲梓都會哭。

    別人是長大的,他是苦大的。

    曾憲梓1934年2月2日生于廣東梅州扶大鎮珊全村,到他4歲時,父親就去世了,他也開始了“每天稀飯都吃不到”,“有難關,自己過”,“你瞧不起我,我做給你看”的苦成長。

    幸運的是,母親有難得的遠見。她咬緊牙關,磕著響頭把曾憲梓和哥哥送進了全村唯一的小學,避免了他們成為文盲的命運。

    但只念完小學,母親就實在無法供孩子們上學了。16歲的哥哥去了泰國,11歲的曾憲梓則放牛砍柴,翻地種田。“有難關,都是自己過”。

    幾年的小學,給曾憲梓的不只是知識,也包括志氣。

    哥哥走后,很多人瞧不起他們孤兒寡母,欺負他們。他就在心里發狠:“你瞧不起我,我要爭氣,改變這種貧窮的命運。”

    但真正讓他改變命運的,是新中國的成立。

    “一個搞土改的同志看我在勞動后喜歡看書,親自把我送到學校,對老師說,這個孩子很苦,家里情況也不好,要多關照。

    靠著國家給的每月3塊錢的助學金,曾憲梓從梅縣重點中學——東山中學開始,一直讀到中山大學生物系畢業。

    在東山中學,曾憲梓含著淚學會了《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》,也在同學們的嘲諷中咬著牙“夸下一個海口”:

    將來要給學校捐一座更漂亮、更高級的大樓。

    利用自己當班長為同學編座位的便利,他還讓全班最漂亮的女同學黃麗群和自己同桌,并在高考后將黃同學變成妻子。

    “從17歲到27歲,國家養了我10年。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,沒有共產黨也就沒有我,是祖國撫育我成長的。”
    功成名就之后,這成了曾憲梓回憶人生的開場白。


    1961年,曾憲梓被分配到廣州農業科學院生物化學研究所工作。

    就在他努力工作,立志報效國家時,人生軌跡卻被改變:已去泰國的哥哥,因與叔父就父親當年在泰國的遺產發生了爭執,要他前往助陣。
    曾憲梓舍不得走,但卻不得不走。
    跨過邊境的那一刻,他說自己的心境像是欠債要逃的人。
    “國家在那么貧困的環境,把你培養出來是多么的不容易!曾憲梓啊,你就這樣離開祖國,你對得起國家對你的培養嗎?


    當時,中泰尚未建交,曾憲梓要先拿到香港身份證、做好護照后才可去泰國。人地生疏,操著客家鄉音,連問路都困難的他,為了安身立命,借住到一個姑姑家。
    一時找不到工作,又不能白吃人家的,他就幫忙帶孩子,做保姆。“一個大學生,做男保姆,夜深人靜,心里不是滋味。
    不久,更不是滋味的日子來了。
    想去泰國看兒子的母親到了香港,沒有別的住處,只能和已經30來歲、有了兩個孩子的曾憲梓一起擠在幾平米,頭都抬不起的走廊斜坡里。
    這樣的日子過了9個月后,曾憲梓滿懷期待與喜悅到了泰國,迎接他的卻依然是傷悲。為了錢,哥哥和叔父爭得互不相認,受共產黨教育的他,以放棄一切財產繼承權的犧牲,調停了斗爭。
    解決完爭產的問題,國內形勢巨變。想要回國的曾憲梓獲悉,國暫時是回不去了。他只能往返于香港和泰國之間,做一些小買賣,并將妻子黃麗群也從家鄉接來,借住于已在泰國小有成就的哥哥家里,幫其經營領帶小廠。
    寄人籬下,低人一等,曾憲梓夫婦每天勤勤懇懇,起早貪黑地幫助哥哥、嫂嫂,說話都不敢大聲,吃飯都不敢多夾幾筷子菜。但時間一長,哥哥嫂嫂還是非常嫌棄了:“每天都給我們臉色,讓我們走,快點走,即刻走。
    被嫂嫂驅逐的那晚,曾憲梓和妻子黃麗群一夜沒睡,兩人既無奈,也想不通:為什么這么努力,小心翼翼地做人,這人生還是越走越窄。
    第二天,曾憲梓到貧民區找到一處房子,和妻子住了進去,沒有安頓的安頓好后,他厚著臉皮向哥哥請求,希望自己還能繼續在廠里工作。
    哥哥拒絕了。
    痛心不已中,曾憲梓賣掉所有財產——一只普通手表和一部普通相機,找客家鄉親借了一臺縫紉機,開始了自己的創業:做領帶到唐人街賣。

    那期間,對這個不愛錢的侄兒很有好感的叔父曾桃發,曾多次表達要幫助他的意思,但曾憲梓依然像當年那樣:一直貧窮,但始終活得驕傲。
    叔父給他錢,他不要。叔父給他換房,他拒絕。實在沒辦法,叔父將自己本來要做西裝的布料給他,讓他幫忙加工成領帶,付給他10倍于正常的加工費,變著法地幫他。
    為了生活,單子他接了,但多的錢,他一分沒要。


    1968年春節前,一心想要回國的曾憲梓回到香港。

    他原計劃找好房子后再與家人團聚,但房子還沒著落,已不想在泰國多留一日的母親和妻兒也跟隨到了香港。
    走投無路之際,叔父輾轉匯來一萬港元。靠著這筆錢,春節還沒過,曾憲梓就已找到一個60平米、既可住、又可做工的房子,辦起了一個名叫金獅領帶公司的小作坊。多年后,他還清楚地記得:
    開工時,手中已只有6000港元:房租花了1000多;感謝姑姑當年的收留花了2000;購置生活和開工必需品花費近1000。“這6000元可以花多久呢?一天生活50元,一個月就1500元。4個月吧。


    必須馬不停蹄地工作,才能讓一家人活下去。
    但即便馬不停蹄,他的每天也都是在擔心吃不起飯的危機中度過。賣一打領帶只能賺10元,曾憲梓夫婦必須每天做出并賣掉5打,才能養活得了家。
    別無選擇,他只能拼了。
    “推銷的時候,老給別人趕出來,一進門,就讓我走。但我下了一個決心,賣不到5打就不回家,我要學怎么做生意,我和我的家人要吃飯。”
    那期間,曾憲梓的汗水灑遍香港每個角落,馬路上的地攤小販,也都咬牙舍本請人吃飯,拜托他們幫忙代銷。
    而另一邊,已是六口之家的家庭,每天的菜錢只有1港元。輪到他買菜,還要更節省:
    “只買8角錢的,覺得不能一下子將這1元錢全部用完。

    勤儉,這也是從負債開始創業的曾憲梓,很重要的一個創業經驗。
    “如果有了點錢都用掉了,資金很難積累。所以我就節省,省吃儉用,積累我的資金。”
    即便自己這樣拮據,有了些積蓄之后,他還是第一時間還了叔父的錢,而且是加倍償還。
    叔父因此在泰國替他大做人品廣告:我這一輩子還沒有見過不愛錢的,這一次,我是見到了。

    不達目標不回家的堅持下,曾憲梓的生意漸漸打開局面。
    首先被改變的是總挨罵的情形。
    一次,他到一個做西服的洋貨部推銷,剛進門,老板就大聲斥罵。走出店門的曾憲梓,一邊尋找下一家,一邊落淚。
    但,香港不相信眼淚。
    他找到一個人少的地方坐下,不斷問自己:為什么總會挨罵?是自己做錯了?還是有錢人都這么不好?如何才能不這樣?
    第二天,曾憲梓穿西裝打領帶,什么也不帶,再次去了洋貨部。
    “等店里沒人時,叫了咖啡兩個手送上,'老板,不好意思,昨天十分對不起,惹你生氣了。我今天是特意來跟你賠禮道歉的’。”
    老板有些不可思議,他說:“奇怪,一般人給我罵了永遠不會回頭,我昨天那么嚴厲地罵了你,你還專程來道歉。”
    一翻誠意交談后,老板告訴曾憲梓,“你做生意,我也做生意,我有客人在這里,你來以后,影響了我對客人的招待,所以就罵你,趕你。”
    后來,他們成了好朋友。“不但買我領帶,還給我建議。”
    再后來,一想到罵過、趕過自己的人,都能成為主動跟自己要貨的客戶,曾憲梓就充滿了信心,路也越走越寬。


    當時,法國、意大利等外國名牌領帶霸占著香港主流市場,幾百家本地服飾服裝廠,生產的領帶卻只能在街邊店鋪售賣。

    已經給自己的領帶取名為“金獅”的曾憲梓覺得這里面有機會:生產高質、高價、高檔的領帶,把香港的領帶市場從洋人手里奪過來。

    第一步是到大百貨公司買回最流行、最高檔的四款國外名牌領帶,將其拆到不能拆,對其內外用料、剪裁、縫合、圖案、顏色、商標進行深入的解剖式研究。
    第二步是把這些拆得七零八落的外國領帶,按照原有的縫合方式恢復原狀。一遍又一遍地剪裁、一遍又一遍地縫合,直到掌握這些技術。
    第三步是自行生產。
    苦戰幾十個晝夜后,曾憲梓做出了四打以德國高檔領帶布料生產的高檔領帶。他拿出4條,跑到一家熟識的百貨公司經理面前:
    “這8條領帶,4條是我向德國訂購原料自己做的,4條是在你這里買的外國名牌。現在請你不要看商標,分辨一下,哪些是我做的,哪些是買來的。
    經理比較了大半天也分辨不出來,曾憲梓趁熱打鐵,把四打領帶送進這家公司,和外國名牌擺在了一起。不到一個星期,經理便打電話給他:
    “趕快再給我送四打來。”
    初戰告捷,曾憲梓決定打入更多百貨公司,但其他公司一聽是香港貨,直接拒之門外:“不是名牌,賣不出價錢。”
    不平之下,曾憲梓決定自己做一個名牌出來!
    第一個要做的是改名字。當時的香港賭風盛行,不少朋友都勸他,將廣東話發音為“金輸”的“金獅”改名,“金輸金輸,什么都輸掉了。”
    曾憲梓冥思苦想新名字之際,機會和靈感居然一起來了。
    一個做推銷的朋友,邀他一同去澳門玩,要介紹當時著名的百貨公司——永安、先施百貨公司男裝部的幾個部長給他認識。
    旅行中,曾憲梓想出了新名字:“金利來”。
    再過幾個月,香港主流市場的門,也被他打開了。這個過程,也是他在回憶自己的創業故事時,尤其自豪的一段經歷。
    “我跟那幾個部長根本不熟悉,但想辦法跟他做朋友,一起玩,到澳門以后,我就請客,結果交上朋友了。”
    走到這一步,通常的想法是,該請對方銷售自己的領帶了,但曾憲梓不急。
    “交上朋友,他們不問,我也不主動說,我是干什么的。一個月,兩個月,大家在一起只是吃飯,聊天,不談買賣,建立了很好的關系。”
    不急的另一邊,曾憲梓幾乎每天都在等待對方的一句話。
    不久,他就等到了。
    “終于有一天,一個部長問我,曾先生你是干什么的?往你家里打電話,說你去推銷了,你推銷什么啊?”
    曾憲梓坦誠作答,“我是家庭手工做領帶的,推銷領帶。”
    部長說,“我們需要啊,你拿來看看,如果合適,我們買。”
    “三個月,我等的就是他這句話。
    之后,金利來,火起來。

    他發動廣告戰,有一點錢就打一份廣告,不賺利潤賺品牌。
    他獨家贊助了正風靡全球的中國乒乓球隊,在香港的乒乓表演賽的電視轉播,打出“金利來,男人的世界”這句后來響遍神州的口號;
    他花7萬塊在無線電視臺轉播尼克松訪華的節目中大做廣告;他還贊助了1972年的香港小姐選舉……
    一輪輪強勢猛攻下,質量可靠、品牌也足夠響亮的“金利來”領帶,走進香港各大百貨公司,生意滔滔不絕。香港,迅速成了金利來領帶的世界。


    1973年,香港遭遇經濟蕭條的沖擊,百貨公司紛紛限額購貨,很多以百貨公司為渠道的工廠或公司受此牽連,經營不濟,甚至關門破產。
    危機之下,曾憲梓的生意卻逆勢上揚。
    他逼自己想了一個辦法——一個可以載入商業史的新辦法、大辦法。
    曾憲梓找到百貨公司:“你借個領帶架子給我,借個臺子給我,我自己供貨,自己找人來賣。賣好了,我七你三,賣不好,我兜底。”
    老板們覺得這種不拿本錢備貨,不出人力,還能保證一定效益的方法十分可行。曾憲梓就一個公司、一個柜臺的攻城掠地。
    “通過這個方法,我們比把貨賣給他們再由他們賣,生意高出五倍。”
    不久之后,曾憲梓發明的這個方法,成了很多公司采取的營銷方式之一并沿用至今。這個方式的名字今天被稱為:專柜模式。
    談及這個經歷,曾憲梓說:
    做生意,首先靠腦子,看到什么,就要思考,這個事情和自己的生意有沒有關系?如果有,怎么把它用起來。其次,要靠行動,決定了以后,要及時而且果斷把想法付諸于行動。最后,就是要勤奮,不能偷懶。
    “我天天都在想,在總結,我今天做了什么事?起了什么效果?有什么錯處?為什么會錯?怎樣才可以做得更好呢?而今天的問題解決了,明天又會有新的問題,所以我說企業家的腦子,是不能停的。想偷懶是不會有結果的。”
    專柜模式讓曾憲梓化解了危機,也開啟了金利來更快速的規模化成長。


    至20世紀80年代初,金利來已由單一的領帶迅速擴展至皮具、男士配飾,并將業務拓展到中國內地及東南亞。
    1992年6月,金利來在香港上市。此后,金利來迅速火遍神州大地,“金利來,男人的世界”,成為一代人共同的記憶。


    曾憲梓說,離開內地時,他曾回頭望著海關樓上的五星紅旗暗地發誓:“一定要努力創造財富,將來有機會,在不同社會環境里,用不同的方式來回報祖國。”

    1978年,內地可以回了。

    曾憲梓第一時間回到家鄉,兌現他在東山中學、港英橋頭的誓言。
    雖然資金并不寬裕,他依然毫不猶豫給母校東山中學,捐贈了大量教育設備設施,以及嶄新的教學樓,還送給當地政府兩部汽車。
    鄉親們依然極其落后與貧窮的景象,深深刺痛了曾憲梓的心。回到香港后,他給自己立下一個規定,無論多發達,都要堅持省吃儉用,節約出每一分錢,每年為家鄉解決一些難題。
    于是,500萬、1000萬、3000萬、5000萬……一筆一筆在當時堪稱巨資的捐款地被他送到家鄉,送到整個內地。
    1992年,捐資1億港元設立曾憲梓教育基金;2003年中國首次載人航天飛行成功,捐資1億港元設立曾憲梓載人航天基金;2008年捐資1億港元成立“曾憲梓體育基金”……


    2012年、2016年夏季奧運會結束后,兩度追加1億港元捐給體育基金,最終單是為體育基金就捐資3億港元;

    2018年11月,即便家族生意早已不同往昔,家鄉梅州市梅縣憲梓中學成立25周年之際,又再捐贈2000萬港元……
    同時,他也是“水立方”的大額捐贈人。
    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,捐資支持國家教育、航天、體育、科技、醫療與社會公益事業,歷年捐資逾1400項次,累計金額超過12億港元。
    “只要生意不破產,只要曾憲梓還活著,我對祖國的回報,就一天也不終斷。
    與之對應的是,他每天的生活開支長期不超過30元的摳門和節儉,后來物價上漲實在太厲害,才上調改成50元。

    “去了香港幾十年,我還沒有到過夜總會,還沒有到過舞廳,還沒有到過卡拉OK。我不喝酒、不賭博、不抽煙,沒有這些嗜好。我只有艱苦努力地創造財富,因為我要回報祖國,我的終生理想就是終生要報效祖國。”


    但捐款,只是曾憲梓報效祖國的一部分。
    20世紀80年代開始,曾憲梓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社會公共服務之上。
    他先后擔任香港事務顧問、香港基本法咨詢委員會委員、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委員、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預備工作委員會委員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等職務,為香港回歸和回歸后的發展奉獻至今。
    他還做了10年廣東省政協委員,7年廣東省政協常委,后來又是三屆全國人大代表,三屆全國人大常委,也是香港回歸后多年唯一一位全國人大常委。
    此外,曾憲梓還身兼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名譽副主席、中華海外聯誼會名譽副會長、香港中華總商會永遠榮譽會長、香港客屬總會榮譽主席、北京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教授、北京師范大學名譽教授、中國人民大學名譽副董事長等職。
    在這幾十年的時間里,曾憲梓不再是企業家,而是一面愛國愛港的旗幟,一位偉大的愛國者。

    “不論誰損害我們國家,傷害香港,我都不會允許的,據理力爭。
    香港回歸祖國的第二天,剛剛成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授予曾憲梓特區政府最高榮譽:大紫荊勛章。
    授勛當天,他組織了一個1000多人的宴會。他在會場掛著五星紅旗,特意讓人準備了一張唱片,整個晚上一直播著歌唱共產黨的歌。
    他還第一個站起來唱歌,唱的就是《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》。
    在很多私人的場合,比如生日聚會,成百上千位親朋好友歡聚一堂,曾憲梓也都會清唱,或者邀請大家一起合唱這首歌 。
    曾憲梓說,只有中國共產黨,才能夠有這個力量,團結中國人,建設富強的國家。他到哪里都這樣講,到哪里都把共產黨歌唱。
    “我唱歌唱到加拿大,唱到歐洲,《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》。黨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。因為我是一個共產黨栽培成長的窮苦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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